【座談會】從歐洲去納粹化經驗看中正廟復辟2009/7/25

針對日前民主紀念館再度更名引發爭議，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及民進黨社運部舉辦「從歐洲去納粹化看蔣廟復辟」座談會，邀請到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院長施正鋒、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學系助教王思為與談，從歷史觀點就歐洲去納粹化經驗、族群關係及社會價值等面向，暢談民主紀念館復名。並透過本館館友萌女在噗浪以網路文字直播，把網友的熱烈回應帶進現場。

主持人楊長鎮引言說，從各種史料研究，二二八大屠殺牽涉到當時最高軍政負責人，蔣介石的元兇定義，爭議空間較少，蔣介石戰後歷史上的獨裁者在民主化的台灣應該有重新定位，在陳總統任內更名時間匆促，舊時代遺留的評價及新的評價之間並沒有開放討論的過程，所以當年更名被質疑是否恰當，但政黨輪替後，依舊缺少這個空間，就進行復名，面對社會上對蔣介石評價仍然不一的情形，尊重多元價值和尊重人權自由的普世價值之間真能並行不悖？

而與台灣歷史記憶類似的西班牙，在前年通過國家記憶法，是仿造二次大戰後紐倫堡大審判去納粹化的基本概念上訂定的，立法重點是否定獨裁者法郎哥政權的合理性，給予受害者賠償，國家記憶法禁止公開紀念佛郎哥，禁止在英靈湖禁止紀念活動，當初被迫害流亡的人得以回國重申請公民權。讓我們透過國際經驗來看，民主紀念館復名事宜是否恰當？

王思為老師認為，蔣廟復辟事件本身，如果是合理的，馬政府不需如此隱諱。台灣轉型正義是沒有制度的，所以，政黨輪替和民主轉型並不算真正成功，尤其在馬政府上任後的所有反民主作為，就可以看出台灣社會尚未培養出真正的民主文化。如果談到轉型正義，從國際的角度來看，都以公共記憶來處理，透過提供真相來讓社會和解，和解然後走向正義，開始著手賠償。

公共記憶並不是獨裁國家的專有問題，從世界各國來看，普遍國家都存在這種情形，有二十七個國家都為追溯自己國家歷史成立真相委員會。而在國際法的意義上，是政府需要擔起的。一、要告知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間的真相，政府有告知真相義務，二、要追究加害者刑責，反人道罪沒有追溯時效，三設立受害者賠償計劃，四要採取制度改革，避免重蹈覆轍。

另外，王老師也指出，目前聯合國會員國皆被要求負起猶太大屠殺的教育責任，另外也不能否定過去那段歷史，並且要求過去的集中營應該改成記憶館。在歐盟國家中更祭出八項規定，來促成轉型正義，如訂定國定紀念日，指定公共機關負責，國會立法做制度改革，政府出面道歉，政府出面賠償，透過教育政策教導下一代真相是什麼，刑法上關於否定納粹大屠殺的刑責，規範文獻解密期限等。

而施正鋒老師則說，歷史上佛郎哥和蔣介石的定位比較近，轉型正義為什麼重要，就是確定真相和責任，並且洗滌受害者的心靈。光譜上最大的極端就是冤冤相報，另外一個極端是失憶，報復再往前一點的處理是審判，而失憶再往前一點就是除罪化，然後再進一步是補償，中間值則是學習普遍國家皆要求真相。

他覺得，蔣中正的定位是值得討論的，也許在中正廟更名事宜上，陳前總統應該在上任後不久就應該去做，當初執行時間點遭受到質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此次復名事件，馬政府則是動用大批警力，並隱瞞社會，是否只為討好特定族群？就職得玩味。

他強調，集體記憶牽涉集體認同建構，可能牽動族群記憶，站在支持蔣介石的族群立場，可能覺得族群的代表遭受羞辱，所以台灣社會必須思考，什麼手段和程序會讓蔣的支持者覺得舒服？那蔣介石是否又有其他定位，他的功過是否可以相互消抵？但目前都未有對他公評的歷史定位，又如何說服民眾？審議式民主要把各自立場陳述清楚，並且相互溝通，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目前國民黨宣稱自己辦過三場針對復名事件的審議式民主，程序其實有所瑕疵，只是形式化的會議，並且成為多數決，存在著結構性的暴力，僅僅有利於少數的人，透過文化霸權，也就是當初掌控華語教育文化的各種滲透，導致現今的狀況，是台灣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應該思考的。最重要的，依舊是還原真相，不分族群都要給一個還原歷史的交代。

可以用民主的程序宣揚反人權嗎？施正鋒老師說，台灣有多重記憶，各界都希望能夠整合，變成屬於台灣「我們」的命運共同體，但要如何做？這很重要，但台灣社會往往是速食文化，直到選舉才被想起。讓我們想想當初西班牙內戰，佛朗哥做了多少迫害之事，最後歷史演變至今西班牙訂定國家記憶法，這個過程值得我們研究和學習。

薛化元老師從台灣史的脈絡談起，他認為對於蔣介石的認識，不能以族群來看待，就研究顯示，外省籍對於蔣介石評價並不一定高，而以人口比例來說外省籍族群更只佔百分之十，然而，前總統陳水扁任內推動更名事件民意調查結果贊成者並不高，所以中正廟更名事件不算族群問題，不能從族群切入就解決。

薛化元說，建立真相探討是重要的，不要常常把有爭議性的歷史事件回歸或化約族群，台灣有族群問題，但不是有族群問題而已，對蔣介石的歷史定位來說，在台灣島上確實存在兩種不同的記憶，這種記憶的問題，要提供更多的事實，更多的說明，讓台灣人民能夠認清楚當年發生了什麼事。而這對島上的年輕人而言這也是重要的，因為現在年輕人對歷史有點失憶，所以對正義這價值的追求也更模糊，這種台灣集體失憶的狀況並不樂觀。但是，我們也必須正視，過去蔣介石在台灣做了多久，台灣社會就要花與他相同或更長的時間來釐清。

薛化元強調，轉型正義的工作是一個持續的工作，他進一步說明，有人說：歷史可以原諒但不能忘記，。但在他的眼中，台灣的狀況是：歷史可以忘記，但絕不能原諒。很多衝突就來自這裡，台灣社會除了批評過去之外，那所謂台灣的共同歷史記憶感，沒有被喚醒，以致於被認為流於黨派之爭，不利台灣轉型正義推動，也不利共同記憶形成，這是現實的問題，必須化解這個現實問題，才有助台灣人民重新思考。

王思為老師覺得，如果歷史尚有爭議，那麼以國際法角度切入，不認為種族歧視的言論不算是一種言論自由，羅馬尼亞市長穿了一件納粹軍服度假，被迫道歉許多次，在台灣把蔣介石歷史定位是一個反人道的獨裁者，這是有國際刑事法庭可以依據的。他說，蔣介石做為反人道的首謀，是不可被否定的，他是違反國際法的罪犯，目前我們還紀念他，在我們還無法拿掉這些紀念體系之前，我們無法定位他的歷史定位，但反人道罪，蔣介石一定是無法受到國際制裁的。

而針對民主國家是否可以合法紀念獨裁者？ 薛化元老師持保留態度，他認為台灣還未養成對話空間，但是這種空間對於形成共識比較有機會，假如整體公共記憶尚不是這個，那如果立一個強制＂禁止紀念＂的法令，那會有什麼結果？類似像中正廟的建築物，對於再更名有意見，但意見不夠應該做更多推廣，台灣比較嚴重的部份是，每次在保護古蹟的時候，前一天就被敲壞了，記憶是重要的，因為記憶是每個人擁有的，人民會為了自己的記憶捍衛它。

台灣在民主自由的價值上還不夠深耕，深耕才是維持民主最好的方法，不要以為自由民主不會倒退，持續的努力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各界要持續在自己的領域推動和對話，這種討論過程會讓爭議事件有比較好的空間，，普遍性的透過持續對話的過程，才會讓蔣介石的歷史定位越來越清晰。

而民進黨社運部主任楊長鎮則說，目前政府的態度很矛盾一方面肅穆莊重紀念二二八受難者，一方面又要到元兇陵墓前掉淚？一方面為人權奮鬥、一方面又要去紀念獨裁者？

所以對於一個追求民主進步的政黨來說， 強化、提升、防衛人權、去除獨裁者的紀念體系，是一個進步政黨應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