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社群的網路聚落

網路加持下民間紀錄片掀起中國公民運動

中國時報
　2010.08.08

網路加持下民間紀錄片掀起中國公民運動

滕彪（中國知名維權律師）

　《讓公民與正義比太陽更光輝》記錄了「3.19」開庭的情況；而「4.16」宣判日的圍觀行動，人數之多、場面之熱烈、組織之有序，值得一書。和番禺垃圾焚燒場事件、廈門PX事件之圍觀不同，三線民案之圍觀抗議者並非直接自身利益相關人，他們有著爭取言論自由的明確政治訴求。

　飄香製作的《公民行動：趙連海案庭外紀實》記錄了結石寶寶家長趙連海被審判時，大興法院門前的公民抗議行動。北京許志永、滕彪等人發起的暴力拆遷公民關注團，也主要以公民DV方式，直接記錄突發的暴力拆遷場面。在歷次圍觀「黑監獄」、營救訪民的公民行動中，攝像機不僅代表了公民權利，也同時具有話語權力的意味。在數以萬計的暴力拆遷事件中，在每年數以萬計的群體性抗議活動中，公民錄影既成為受迫害者留取證據的方法，也是向公眾傳播真相的手
段。

中國的樣貌並非主流媒體所能呈現，充滿多種光怪陸離，關心底層的維權律師滕彪以紀錄片這個媒介，探討媒體和司法不顧及的民間社會及其運動，揭露社會多種「看不見」、「聽不到」的畫面。圖為艾曉明在災區採訪拍攝。（本報資料照片）

　2007年的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頻網站開闢釘子戶視頻專欄，公民記者每天上載現場視頻，數千萬線民觀看傳播、參與討論，成為網路公民運動的經典案例。之後的廈門PX事件，一部名為《我們不要GDP，我們要生存》的紀錄片在視頻網站播出，被稱作「中國線上影像行動主義」的代表。周曙光、北風等人在這些事件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公民記者的代表。在太湖水污染事件中的視頻作品《無錫水禍》、《我拿什麼拯救你，太湖》，反映怒江小沙壩村民抗爭的
《怒江之聲》，也是在環保領域記錄和推動公民運動的例子。

　公民運動紀錄片將會得到快速發展，一方面，維權運動如火如荼，公民法治意識和抗爭精神迅速提高，民間NGO組織在艱難的法治環境中成長壯大並會扮演更活躍的角色，而國際社會也越來越關注中國公民維權運動的興起對中國政治轉型的意義。另一方面，視覺電子媒介發展迅猛，DV等工具快速普及，「影像維權」、「媒體行動主義」、「全民媒體」、「自媒體」概念將被廣泛關注。1990年代興起的新記錄運動，也不會再滿足於個人命運的單純記錄，和社區
經驗的客觀呈現，而是更多地具有公共精神和參與意識，並在現實行動中展示影像的直觀力量。

(2010/08/08)
中國的樣貌並非主流媒體所能呈現，充滿多種光怪陸離，關心底層的維權律師滕彪以紀錄片這個媒介，探討媒體和司法不顧及的民間社會及其運動，揭露社會多種「看不見」、「聽不到」的畫面。圖為從孫志剛案開始，艾曉明走入田野拍片。（本報資料照片）

　探討記憶與遺忘

　記憶與遺忘也是中國公民運動紀錄片的一大主題。談及中國紀錄片運動，不可繞過胡杰。他在1995年就開始了獨立紀錄片製作，2004年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是中國獨立紀錄片歷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胡杰成為帶動公民影像運動的最重要的先鋒者和啟蒙者之一。無論是反右、文革還是更新近的歷史事件，對抗遺忘、挖掘真相，都是公民運動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地震後，政府對媒體下達禁令，對民間調查者極盡阻撓威脅之能事。譚作人因調查地震竟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5年，被抓捕或判刑的還有黃琦、劉紹坤、曾宏玲、潘建林等人（潘建林是四川地震紀錄片《誰殺死了我們的孩子》的作者）。

　在這一背景下，艾曉明的作品《我們的娃娃》算是堅定而憤怒的抗議。她記錄了普通人的悲痛和抗爭，質疑了官方歌功頌德的宏大故事。

　艾未未的地震調查行動是2008年之後公民行動的主要一章。87分鐘的《4851》沒有情節，沒有人像，沒有場景，只有一長串遇難學生的名單和背景音樂。《念》則是由普通公民參與，每人唸一個在地震死亡的學生的名字，將音頻匯總而成；這是以民間記憶對抗遺忘政策的典型案例；面對真實的死亡，面對一個無法歸類的作品，人們不得不反省自身對苦難、人性和體制的態度。如果更多的人自覺留存和分享集體記憶，則謊言和遺忘無法肆虐人們的精神生活。
如果公民的維權抗爭旨在重建公民社會和政治結構，那麼與遺忘的抗爭則旨在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園和共同體的自我認同。

　中國公民記者的另一個代表性人物是老虎廟。他的博客廣為人知，除了發起「救助流民計畫」、定期在博客上發布展現流民生活和遭遇的視頻以外，近年來積極參與更廣泛的公民行動。雖然他的多數視頻作品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紀錄片，但因其具有即時性、草根性、持續性，逐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努力走向公民社會》是老虎廟最近的系列紀錄片。此外趙亮的《上訪》、王利波有關唐山大地震的作品《掩埋》，陳為軍關於愛滋病問題的《好死不如賴活著》等作品，也
可以算是留存民間記憶的藝術探索。

　網路的重要性

　互聯網對中國公民運動的影響極為重要，對紀錄片同樣如此。艾未未在一次座談中說到：「打開攝像機，開始拍，別的都在其次。」面對越來越多的公民運動參與者和公民影像工作者，官方的封鎖堵截越來越捉襟見肘；民間除了郵寄、贈送、私下複製和播放之外，主要的傳播方式都依託於互聯網。公民傳播真相與政府的掩蓋、封殺，必將展開持續的搏鬥，一個平民紀錄片的時代，一個公民運動紀錄片的熱潮，必將來臨；正如一個自由和真實的中國，必將來臨。

　「如果缺乏視覺表達和記憶，我們對歷史、社會的認識會流於概念化，因此也很容易忘記，缺乏感情的衝擊，缺乏對痛苦的感同身受，我們的價值觀也很容易被其他概念所取代。」艾曉明的這段話肯定了影像語言的優勢，而艾曉明、艾未未等人參與現實的直接行動，也成為公共知識份子的典範。

　前不久訪問北京的米奇尼克先生在與推友座談時說，「在專制體制下，詩人就不僅僅是詩人，哲學家就不僅僅是哲學家。」對於關注參與公民運動的紀錄片製作人來說，他們從來不把自己僅僅當成是視覺藝術家。當然，紀錄片製作人需要對代言人角色、對自身的話語權力和媒介的客觀中立性、對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具備適度的反思能力；但就當下中國而言，在一個缺少新聞自由、創作自由的體制下，在一個人權受到普遍踐踏、知識分子的獨立批判精神嚴重缺乏的情況
下，發掘真相、拒絕遺忘、關注弱者、批判專制，是最為難能可貴的。

　紀錄片作為一種鬥爭工具參與社會運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從法國到南美、中東，以及台灣、香港等地，都有大量的紀錄片作品在社會運動中起到積極的作用。而中國公民運動紀錄片正在發生的一切，將會豐富紀錄片的歷史，而且也必將豐富公民運動和政治轉型的經驗。紀錄的真正魅力在於拉近時空，聯接隔絕的世界。資訊壟斷是專權者的有利武器，而公民影像使掩蓋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力。僅僅是這些為數不多的公民影像作品就已經使得專政機構付出了
巨大代價，可以想見，隨著公民影像運動的擴展，掩蓋真相將成為一種徒勞和過時的手段，那個時候，權力運行模式應該會發生有意義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