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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義
討論緣起
在李前總統與陳前總統的時代，台灣進入民主化轉型期，很多既得利益者因為擔心失去特權，大為反彈。由於民主的正當性太高，難以反對，他們乃使出＜打稻草人的謬誤＞，將台灣的民主化現象汙名化為民粹主義，並且嚴詞批評。我發現這些論述錯謬百出，所以花了不少心思做這方面的研究，特闢此欄，以就教於高明！
壹、民粹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
民粹主義(populism)這個概念源自1890年代美國人民黨(People’s Party)所帶動的一股運動，其本質是農民對統治菁英的不信任。這場運動最早起源於美國南方以農業為主的各州。南北戰爭之後，被強制解放農奴的南方各州的農業經濟陷入蕭條，以工業為主的北方各州與以務農為主的南方各州之間的貧富差距更加醒目。隨著工業化的腳步，與電報業和鐵路的發達，資本有逐漸集中於城市的趨勢。而美國聯邦政府改採金本位政策，使得農民必須增加生產才能維持相同的收入。美國南方農民生計日益困難，導致各種農民民粹運動（如「德克薩斯聯盟」 “the Texas Alliance”、「自由冶銀運動」 “free severities” 、「回歸自然運動」 “the Greenbacks”等）紛紛在1870年代到1880年代興起，並且逐漸從美國南方蔓延到美國西部，最後於1890年代組成全國性的人民團體－「人民黨(People’s Party)」，一度相當活躍，該黨的支持者乃被稱為「民粹主義者(populists)」。
然而民粹主義運動並不是美國所獨有的現象。美國學者Edward Shils指出，「民粹主義普遍存在於統治階級長期壟斷權力、財富、教養及文化資源的社會，在那些社會中人民對於統治階級的壟斷產生強烈的憎惡，這種憎惡甚至成為一種意識形態。」(Shils, 1956:100-101)證諸歷史，在美國、俄國、拉丁美洲、加拿大，乃至歐洲許多國家，均曾發生過大規模的民粹主義運動，而其所追求的重點實不盡相同。(Ionescu, 1987: 486-487)
正因為這些民粹主義運動的重點互有出入，世人對於「民粹主義」的理解也就像「瞎子摸象」般地倚賴有限的的觀察來各自表述。學界對於「民粹主義」也是人云人殊，並沒有一個眾所接受的定義(Taggart, 2000:9)。美國學者Paul Taggart指出，「民粹主義」經常被用來號召群眾反抗社會中的某些掌權的主導勢力，例如「菁英主義」、「自由主義」等(Taggart, 2000:1-5)。國內學者林淑芬整理Ernesto Laclau對於民粹主義的理論時也指出，「除了『人民』這個符徵的使用之外，民粹主義的另外一個根本特徵則在於透過對於『人民』的號召與動員，敵對化(antagonize)與『人民』相對抗的『反人民』的政治體制或宰制集團(dominant bloc)」（林淑芬，2005:151）。吾人可以確知，所有的「民粹主義運動」本質上都是訴諸「人民」、高舉「人民」，用以對抗某種主流勢力的(Canovan, 1987:393)；除此之外，每一種「民粹主義運動」的內涵與所要對抗的標的，都可能與其他「民粹主義運動」有所不同(Taggart, ibid.)。更甚者，民粹主義運動今日所敵視的對象，過一陣子可能反過來成為下一場運動結盟的伙伴：「尼克森在六０年代末期將美國民粹主義（以農民為主幹，反對剝削他們的貨幣經濟體與不仁巨富[robber barons]）重新定義，把企業大亨和人民的對立轉化成人民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對立。……自由派或批判的知識分子成了人民的文化敵人，而企業大亨反而是和人民一起的」（趙剛，2001:103-104）。
「民粹主義」的核心訴求既然是「人民」，無可避免的會做出敵我的區隔。與「人民做主(popular sovereignty)」這個概念最明確對立的是「菁英主導(dominance of elites)」。因此在種種民粹主義運動中，不乏對當權的菁英提出批判者。吾人甚至可以說，民粹之基本精神在肯定一般人民、否定菁英！民粹主義的真實本質是由人民自己做主，肯定群眾自己就能作出正確的判斷，不須菁英的指導。美國學者Jeffery Bell更進一步的對於民粹主義與菁英主義加以區分：民粹主義認為人民就其生活決策的能力是樂觀的。菁英主義認為一個或多個菁英代表其他人民決策的能力是樂觀的。民粹主義意味著對於菁英為人民決策的能力感到悲觀。菁英主義意味著對於人民為己決策的能力感到悲觀。(Bell, 1991: 1-5)
除了控制社會資源的菁英，外來勢力也往往是「民粹主義運動」所敵視的對象(Canovan, ibid.)。在對抗外敵時，「民粹主義」有時會與民族主義相結合而成為「民粹式民族主義」(徐賁，2002：100)。不同於由國家所主導、藉由各種統治機器進行政治社會化所推動的「國家中心民族主義」，「民粹式的民族主義」致力於動員民眾參與民族主義運動。其所反對的是西方「現代化」精神所宣傳的普世價值 (徐賁，2002：101)。「現代化」背後的邏輯是西方主流精神如人道關懷、民主法治、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等核心概念的普遍適用性(universality)，此點與民族主義所追求的獨特性(uniqueness)基本上是相抵觸、相衝突的。舉例而言，工業先進國所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貿易，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卻可能就是一種打擊其脆弱經濟的不平等條約。「民粹主義運動」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群眾心理的反應，是一種在傳統生活形態遭受到不知名而強大的社會、經濟力量，特別室外來的力量介入而導致巨大改變時，社會群眾所產生的直覺反彈(Ionescu,1987: 486)。而當一個社會中的主導階層追隨西方主流價值時，該社會中的反對勢力便可能向一般人民提出訴求，以「民粹主義」的方法，發展出「民族主義」的力量。早在19世紀末期，「現代化」過程所帶來的「現代化危機」，就是導致美國與法國等地民粹主義運動的導火線(Decker, 2006: 13)。「民粹主義」跟「現代化」這兩個概念，可以說是一個銅板的兩面(Spier, 2006: 34-38 )。
「現代化」所隱含的西方主流精神普遍性，在冷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化」的趨勢越發強勢。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現象並非是在冷戰結束後才開始，而是早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便已逐步展開(Hirst and Thompson, 2002: 2-3)。此點從Jan Pieterse對「全球化」的定義即可看出端倪：「通過西方以科技的、商業的與文化的事物之同時擴散，世界變得更一致與標準化了，而且與現代性結合在一起（Pieterse, 1995:45）。」「全球化」的劃時代意義，主要是隨著鐵幕的崩解，國家的藩籬越發不明顯。人員、資本與資訊，憑藉著交通工具與網路科技的發達，大量而快速地穿越國界流通，使原本在「現代化」過程中已經十分強勢的西方主流價值觀，顯得更加難以抗衡。這同時也刺激了「民粹式民族主義」的發展。「全球化代表了一體性、集中化和國際化的發展方向，而民族主義則包含分裂化、分散化和本土化的傾向。如果說全球化是『整合』的力量，那麼民族主義可被視為『分殊』的力量，兩者呈對立的趨勢（李志忠，2003: 2)。」隨著「全球化」的腳步，國際間的區域整合與制度整合成為一種常態，而整合的主體與主要的參考依據，往往受到區域乃至全球霸權的左右。這個事實刺激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在全球化背景下，對於處於弱勢地位的民族來說，其獨立性特別是它的文化價值、文化傳統和民族尊嚴遭受到空前的挑戰。他們的文化價值在全球化的洪流中幾乎面對著被同化、被取代的危機。這種危機感……導致了民族主義的勃興（徐煜、詹曉燕，2005: 71）。」
貳、俄國民粹派
1870年代的俄國民粹主義(Narodnichestvo)也是「民粹主義」這個概念的主要來源。這股運動賦予「人民(narod)」一種神秘主義式的道德力量，並且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特色。19世紀時，對俄羅斯影響最大的兩股思維是日耳曼的浪漫主義與法國的理性主義。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前夕，一群受理想主義影響的俄國青年軍官曾發動宮廷政變，旋即宣告失敗。政變弭平後，新沙皇決定學習日耳曼浪漫主義的要義，於是提出所謂的「三個信條」：東正教、沙皇專制體制，以及民族特性。此「民族特性」以俄文書寫，即為：“narodinchestvo”，特別強調俄國傳統公社的互助精神。在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始終有一批人對彼得大帝以來的西化政策感到不滿。他們認為上層統治貴族因為西化而失去傳統的根；幸而俄國廣大的農民還未受到西方物質主義的污染，而保存了俄羅斯民族的特質。早在1860年代，俄國知識分子便興起「走向人民(v nardo)」的運動，大舉前往廣大的農村，企圖協助農民對抗資本主義的入侵。他們認為西方文化已經度過成熟而走向衰老，年輕的俄羅斯民族才是世界的希望所在。為俄國革命的一支，視農民為俄羅斯傳統美德的傳承者，是「禮失求諸野」的所在。它重視農民的革命潛力，而與主張工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立。19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受到日耳曼浪漫主義的影響，訴諸情感與直覺，強調民族性與民族情感。
無論是美國的「民粹主義（populism）」，或是俄國的民粹派（narodinchestvo）都強調相信人民、寄希望於人民、對當朝的菁英感到懷疑的三個要素。
叁、孫文是中華民國第一個與民粹主義有關的政治人物
對當代台灣知識分子而言，「民粹主義」是個十分負面的專有名詞。1990年代，台灣學界與輿論界開始以「民粹主義」來質疑與挑戰當時擔任總統的李登輝先生所主導的台灣民主化的本質 。最典型的論述應該是黃光國教授的《民粹亡台論》：「今天李登輝在台灣搞的所謂『民主改革』，其實根本不是『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是東方專制傳統合西方民主思潮結合後，所產生出來的一種怪胎。」（黃光國，1995年：序）此書帶動「民粹主義」的相關討論，並被國民黨內反對李登輝路線人士，以及由國民黨出走之新黨人士奉為圭臬。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民粹主義」也往往被用來批判繼承李登輝路線的陳水扁政權。
以「民粹主義」批判李登輝和陳水扁的人士，泰半是以中山思想的忠實信徒自居。對他們而言，中山思想與民粹主義理應毫無關連；即便有，也應該是完全衝突的概念。因此，台灣學者極少探討中山思想與民粹主義之間的淵源與異同等相關議題；少數有所提及者，也是以中山思想來批判民粹主義，如葛永光教授於第七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民權主義與台灣之民主鞏固》一文便批判目前台灣「民粹主義凌駕憲政法治」（葛永光，2004）。
然而與孫文同時代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Vladimir Ilich Lenin)，卻有全然不同的見解。早在1912年，中華民國締建殷始，列寧便曾發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高度評價孫中文。他讚許「孫中山的綱領是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並超出了民主主義的範疇，它與俄國的民粹主義十分相似，與社會主義空想、與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願望結合在一起，同宣傳激進的土地改革計畫結合在一起。…這位先進的中國民主主義者簡直像一個俄國人那樣發議論，他同俄國民粹主義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許多說法都完全相同。」（列寧，1912：243，290）
根據大陸學者劉貴福先生指出，列寧之所以會產生孫文「與民粹主義者十分相似」的評價，是因為他閱讀到孫中山先生〈在南京中國同盟會會員餞別會的演说〉一文。這篇文章是由中文先翻譯成法文，再由法文轉譯為俄文的，由於篇幅的關係，所以只刊載了其中有關民生主義的部分。列寧對孫文對資本主義的激烈批判以及他的土地改革計畫相當佩服，認為孫氏的觀點與19世紀俄國民粹派(narodniki)對於土地問題的立場相似。（劉貴福，2005：5）
大陸學者或許是受到列寧的評語所影響，傾向認定孫文的確「曾染上民粹主義色彩」（胡繩，1999），根據大陸學者李偉的研究，大陸「理論界學術界關於民粹主義的知識和概念，基本上來自列寧的若干著作和概念」(李偉，2002)。大陸學者劉建國表示，「中國學術界大多數學者接受了列寧這一觀點，只是對孫中山民粹主義的濃淡色彩有不同看法」(劉建國，2007)。因此對中山思想與民粹主義之關連與異同問題，反而比奉孫文為「國父」的台灣學者更有研究。然而大陸學者的研究，也難免受到列寧當時分析的重點（如防制資本主義，以及激進的土地改革等）所引導，多半是從民生主義的角度切入來討論這個主題。
我發現孫文的民權主義與民族主義也與民粹主義有某種關係，所以發表過兩篇研討會論文如下：
孫文的民權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的淵源
http://blog.yam.com/santafair/article/6814281
孫文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的淵源
http://blog.yam.com/santafair/article/10208307
肆、蔣經國是台灣第一個民粹統治者
台灣第一個民粹統治者，是蔣經國。
1980年代《美國新聞週刊》曾評價蔣經國的統治，「係屬民粹派的領導風格」(陳陽德，1984)。1988年，台灣學者周陽山也為文評論蔣經國「首任行政院長時，秉持著民粹主義的精神，以一般老百姓，也就是平民的意願為歸趨（周陽山，1988）。」與蔣經國交好的美國學者克萊恩（Ray S. Cline） 也在蔣氏過世兩週年紀念日在台灣發表文章，寫道：「我對蔣經國的基本印象是，以十分抽象的政治術語來說，也許稱他為『民粹主義者（Populist）』最為妥切」 （Cline, 1990）。
值得注意的是，上開《美國新聞週刊》、周陽山，以及克萊恩三者以「民粹主義」作為對蔣經國先生所下之評價，均採正面肯定之意涵，在今日台灣社會對「民粹主義」的負面理解全然相反。
曾幾何時，這個被用來歌頌蔣經國的名詞，變成用來攻訐本土派政治人物的負面語彙。蔣經國死後15年，連戰說：蔣經國統治期間「這個過程，沒有任何民粹，沒有任何壓制…。」（倪鴻祥，2003）說高壓獨裁的蔣氏統治期間「沒有任何壓制」，是國民黨人一貫指鹿為馬的風格，不值一評；而說他「沒有任何民粹」，則顯示了連戰這位政治學博士的政治學素養不足。
歷史上出現的民粹主義運動的重點互有出入，世人對於「民粹主義」的理解也就像「瞎子摸象」般地倚賴有限的的觀察來各自表述。學界對於「民粹主義」也是人云人殊，並沒有一個眾所接受的定義(Taggart, 2000:9)。台灣學者林淑芬整理Ernesto Laclau對於民粹主義的理論時也指出，「除了『人民』這個符徵的使用之外，民粹主義的另外一個根本特徵則在於透過對於『人民』的號召與動員，敵對化(antagonize)與『人民』相對抗的『反人民』的政治體制或宰制集團(dominant bloc)」（林淑芬，2005:151）。吾人可以確知，所有的「民粹主義運動」本質上都是訴諸「人民」、高舉「人民」，用以對抗某種主流勢力的(Canovan, 1987:393)；除此之外，每一種「民粹主義運動」的內涵與所要對抗的標的，都可能與其他「民粹主義運動」有所不同(Taggart, ibid.)。
蔣經國有沒有藉由「訴諸人民」，來「對抗某種主流勢力」呢？答案是「有的！」
蔣氏父子逃亡來台灣之後，雖然蔣中正已經開始佈局要「傳位」給「太子」，但是「母后」宋美齡與「宰相」陳誠都不是省油的燈，各自有各自的人馬。尤其陳誠不但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而且還是國民黨副總裁，從體制上來講絕對是比當時只是國防部副部長長和救國團主任的蔣經國更為合法的接班人。為了要奪權，蔣經國需要的，除了他父親的血緣關係，以及宮廷鬥爭的伎倆外，正是「訴諸人民」來培養自己的政治勢力。
他的「親民」戲碼，早在1930年代末期在「贛南」就已經上演過，到了台灣更是爐火純青。他以一襲黃夾克，與學生、軍人、老百姓混在一起，和退伍軍人上山開闢中部橫貫公路，以示與西裝筆挺、因體弱多病而顯得有些暮氣沈沈的陳誠截然不同。當然，也與他珠光寶氣，在全國極度窮困的時刻還會舉辦貴婦人時裝表演的繼母宋美齡產生強烈的反差。他的救國團系統（李煥等人負責）與政戰系統（王昇等人負責）更是將他包裝成「青年的導師」與「親切的蔣主任」。與國民黨政權其他高官不同的是，他顯然不是那麼在乎體制與法律：雖然口不離法律制度，但本身很少遵守法律制度，而且不斷地位了政治目的破壞法律制度。（王作榮，1999: 378）他的許多行事風格，在當時的老一輩眼中，與共產黨和納粹黨無異（自由時報，1995），其實也就是一種民粹主義的風格。
蔣經國成功地排除掉陳誠與宋美齡而掌權之後，仍然持續這種民粹主義的風格。後來國民黨養出來的許多政治人物，也樂此不疲地效法他。
吳介民教授說得好：「民粹政治其實是兩蔣時代遺留下來的鬼魅。李登輝從蔣經國的身後接管了黨國機器，也繼承了民粹領袖的封號，只是價值判斷一正一負。民進黨從國民黨分裂的亂象中，早熟地執掌政權，竟也自動接收了民主轉型初期符號政治的負債。」（吳介民，2003）
蔣經國是台灣第一個被認為搞「民粹主義」的政治人物，論者不可不知！
Cline, Ray S. (1990)，〈我所認識的蔣經國〉，《聯合報》1990年1月14日第28版。
Taggart, Paul. (2000) Popu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王作榮(1999)，《壯志未酬》（台北：遠見）。
自由時報（1995）〈吳國楨傳（三）〉，《自由時報》1995年4月5日，第7版。
吳介民(2003)，〈解除民粹的魔咒〉，《新新聞週刊》第869期。
林淑芬(2005)，〈「 人民」做主？民粹主義、民主與人民 〉，《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12期，2005年3月，pp. 141-182。
周陽山(1988 )，〈內閣形象的重整與文官士氣的重振〉，《聯合報》1988年7月26日第2版。
倪鴻祥(2003)，〈蔣經國逝世15週年／連戰暗批扁：領導國家不知方向〉，《ETToday》?a href="Ahttp://www.ettoday.com/2003/01/08/703-1397436.htm" target="_blank">Ahttp://www.ettoday.com/2003/01/08/703-1397436.htm
陳陽德(1984)，〈安定、進步、向民主憲政邁進 預祝第七次國民大會圓滿成功〉，《聯合報》1984年2月20日，15版。
在李前總統與陳前總統的時代，台灣進入民主化轉型期，很多既得利益者因為擔心失去特權，大為反彈。由於民主的正當性太高，難以反對，他們乃使出＜打稻草人的謬誤＞，將台灣的民主化現象汙名化為民粹主義，並且嚴詞批評。我發現這些論述錯謬百出，所以花了不少心思做這方面的研究，特闢此欄，以就教於高明！
壹、民粹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
民粹主義(populism)這個概念源自1890年代美國人民黨(People’s Party)所帶動的一股運動，其本質是農民對統治菁英的不信任。這場運動最早起源於美國南方以農業為主的各州。南北戰爭之後，被強制解放農奴的南方各州的農業經濟陷入蕭條，以工業為主的北方各州與以務農為主的南方各州之間的貧富差距更加醒目。隨著工業化的腳步，與電報業和鐵路的發達，資本有逐漸集中於城市的趨勢。而美國聯邦政府改採金本位政策，使得農民必須增加生產才能維持相同的收入。美國南方農民生計日益困難，導致各種農民民粹運動（如「德克薩斯聯盟」 “the Texas Alliance”、「自由冶銀運動」 “free severities” 、「回歸自然運動」 “the Greenbacks”等）紛紛在1870年代到1880年代興起，並且逐漸從美國南方蔓延到美國西部，最後於1890年代組成全國性的人民團體－「人民黨(People’s Party)」，一度相當活躍，該黨的支持者乃被稱為「民粹主義者(populists)」。
然而民粹主義運動並不是美國所獨有的現象。美國學者Edward Shils指出，「民粹主義普遍存在於統治階級長期壟斷權力、財富、教養及文化資源的社會，在那些社會中人民對於統治階級的壟斷產生強烈的憎惡，這種憎惡甚至成為一種意識形態。」(Shils, 1956:100-101)證諸歷史，在美國、俄國、拉丁美洲、加拿大，乃至歐洲許多國家，均曾發生過大規模的民粹主義運動，而其所追求的重點實不盡相同。(Ionescu, 1987: 486-487)
正因為這些民粹主義運動的重點互有出入，世人對於「民粹主義」的理解也就像「瞎子摸象」般地倚賴有限的的觀察來各自表述。學界對於「民粹主義」也是人云人殊，並沒有一個眾所接受的定義(Taggart, 2000:9)。美國學者Paul Taggart指出，「民粹主義」經常被用來號召群眾反抗社會中的某些掌權的主導勢力，例如「菁英主義」、「自由主義」等(Taggart, 2000:1-5)。國內學者林淑芬整理Ernesto Laclau對於民粹主義的理論時也指出，「除了『人民』這個符徵的使用之外，民粹主義的另外一個根本特徵則在於透過對於『人民』的號召與動員，敵對化(antagonize)與『人民』相對抗的『反人民』的政治體制或宰制集團(dominant bloc)」（林淑芬，2005:151）。吾人可以確知，所有的「民粹主義運動」本質上都是訴諸「人民」、高舉「人民」，用以對抗某種主流勢力的(Canovan, 1987:393)；除此之外，每一種「民粹主義運動」的內涵與所要對抗的標的，都可能與其他「民粹主義運動」有所不同(Taggart, ibid.)。更甚者，民粹主義運動今日所敵視的對象，過一陣子可能反過來成為下一場運動結盟的伙伴：「尼克森在六０年代末期將美國民粹主義（以農民為主幹，反對剝削他們的貨幣經濟體與不仁巨富[robber barons]）重新定義，把企業大亨和人民的對立轉化成人民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對立。……自由派或批判的知識分子成了人民的文化敵人，而企業大亨反而是和人民一起的」（趙剛，2001:103-104）。
「民粹主義」的核心訴求既然是「人民」，無可避免的會做出敵我的區隔。與「人民做主(popular sovereignty)」這個概念最明確對立的是「菁英主導(dominance of elites)」。因此在種種民粹主義運動中，不乏對當權的菁英提出批判者。吾人甚至可以說，民粹之基本精神在肯定一般人民、否定菁英！民粹主義的真實本質是由人民自己做主，肯定群眾自己就能作出正確的判斷，不須菁英的指導。美國學者Jeffery Bell更進一步的對於民粹主義與菁英主義加以區分：民粹主義認為人民就其生活決策的能力是樂觀的。菁英主義認為一個或多個菁英代表其他人民決策的能力是樂觀的。民粹主義意味著對於菁英為人民決策的能力感到悲觀。菁英主義意味著對於人民為己決策的能力感到悲觀。(Bell, 1991: 1-5)
除了控制社會資源的菁英，外來勢力也往往是「民粹主義運動」所敵視的對象(Canovan, ibid.)。在對抗外敵時，「民粹主義」有時會與民族主義相結合而成為「民粹式民族主義」(徐賁，2002：100)。不同於由國家所主導、藉由各種統治機器進行政治社會化所推動的「國家中心民族主義」，「民粹式的民族主義」致力於動員民眾參與民族主義運動。其所反對的是西方「現代化」精神所宣傳的普世價值 (徐賁，2002：101)。「現代化」背後的邏輯是西方主流精神如人道關懷、民主法治、自由貿易、市場經濟等核心概念的普遍適用性(universality)，此點與民族主義所追求的獨特性(uniqueness)基本上是相抵觸、相衝突的。舉例而言，工業先進國所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貿易，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卻可能就是一種打擊其脆弱經濟的不平等條約。「民粹主義運動」可以被視為是一種群眾心理的反應，是一種在傳統生活形態遭受到不知名而強大的社會、經濟力量，特別室外來的力量介入而導致巨大改變時，社會群眾所產生的直覺反彈(Ionescu,1987: 486)。而當一個社會中的主導階層追隨西方主流價值時，該社會中的反對勢力便可能向一般人民提出訴求，以「民粹主義」的方法，發展出「民族主義」的力量。早在19世紀末期，「現代化」過程所帶來的「現代化危機」，就是導致美國與法國等地民粹主義運動的導火線(Decker, 2006: 13)。「民粹主義」跟「現代化」這兩個概念，可以說是一個銅板的兩面(Spier, 2006: 34-38 )。
「現代化」所隱含的西方主流精神普遍性，在冷戰結束後隨著「全球化」的趨勢越發強勢。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現象並非是在冷戰結束後才開始，而是早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便已逐步展開(Hirst and Thompson, 2002: 2-3)。此點從Jan Pieterse對「全球化」的定義即可看出端倪：「通過西方以科技的、商業的與文化的事物之同時擴散，世界變得更一致與標準化了，而且與現代性結合在一起（Pieterse, 1995:45）。」「全球化」的劃時代意義，主要是隨著鐵幕的崩解，國家的藩籬越發不明顯。人員、資本與資訊，憑藉著交通工具與網路科技的發達，大量而快速地穿越國界流通，使原本在「現代化」過程中已經十分強勢的西方主流價值觀，顯得更加難以抗衡。這同時也刺激了「民粹式民族主義」的發展。「全球化代表了一體性、集中化和國際化的發展方向，而民族主義則包含分裂化、分散化和本土化的傾向。如果說全球化是『整合』的力量，那麼民族主義可被視為『分殊』的力量，兩者呈對立的趨勢（李志忠，2003: 2)。」隨著「全球化」的腳步，國際間的區域整合與制度整合成為一種常態，而整合的主體與主要的參考依據，往往受到區域乃至全球霸權的左右。這個事實刺激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在全球化背景下，對於處於弱勢地位的民族來說，其獨立性特別是它的文化價值、文化傳統和民族尊嚴遭受到空前的挑戰。他們的文化價值在全球化的洪流中幾乎面對著被同化、被取代的危機。這種危機感……導致了民族主義的勃興（徐煜、詹曉燕，2005: 71）。」
貳、俄國民粹派
1870年代的俄國民粹主義(Narodnichestvo)也是「民粹主義」這個概念的主要來源。這股運動賦予「人民(narod)」一種神秘主義式的道德力量，並且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特色。19世紀時，對俄羅斯影響最大的兩股思維是日耳曼的浪漫主義與法國的理性主義。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即位前夕，一群受理想主義影響的俄國青年軍官曾發動宮廷政變，旋即宣告失敗。政變弭平後，新沙皇決定學習日耳曼浪漫主義的要義，於是提出所謂的「三個信條」：東正教、沙皇專制體制，以及民族特性。此「民族特性」以俄文書寫，即為：“narodinchestvo”，特別強調俄國傳統公社的互助精神。在沙皇時代的俄羅斯，始終有一批人對彼得大帝以來的西化政策感到不滿。他們認為上層統治貴族因為西化而失去傳統的根；幸而俄國廣大的農民還未受到西方物質主義的污染，而保存了俄羅斯民族的特質。早在1860年代，俄國知識分子便興起「走向人民(v nardo)」的運動，大舉前往廣大的農村，企圖協助農民對抗資本主義的入侵。他們認為西方文化已經度過成熟而走向衰老，年輕的俄羅斯民族才是世界的希望所在。為俄國革命的一支，視農民為俄羅斯傳統美德的傳承者，是「禮失求諸野」的所在。它重視農民的革命潛力，而與主張工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立。19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受到日耳曼浪漫主義的影響，訴諸情感與直覺，強調民族性與民族情感。
無論是美國的「民粹主義（populism）」，或是俄國的民粹派（narodinchestvo）都強調相信人民、寄希望於人民、對當朝的菁英感到懷疑的三個要素。
叁、孫文是中華民國第一個與民粹主義有關的政治人物
對當代台灣知識分子而言，「民粹主義」是個十分負面的專有名詞。1990年代，台灣學界與輿論界開始以「民粹主義」來質疑與挑戰當時擔任總統的李登輝先生所主導的台灣民主化的本質 。最典型的論述應該是黃光國教授的《民粹亡台論》：「今天李登輝在台灣搞的所謂『民主改革』，其實根本不是『民主』，而是一種『民粹主義』，是東方專制傳統合西方民主思潮結合後，所產生出來的一種怪胎。」（黃光國，1995年：序）此書帶動「民粹主義」的相關討論，並被國民黨內反對李登輝路線人士，以及由國民黨出走之新黨人士奉為圭臬。2000年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後，「民粹主義」也往往被用來批判繼承李登輝路線的陳水扁政權。
以「民粹主義」批判李登輝和陳水扁的人士，泰半是以中山思想的忠實信徒自居。對他們而言，中山思想與民粹主義理應毫無關連；即便有，也應該是完全衝突的概念。因此，台灣學者極少探討中山思想與民粹主義之間的淵源與異同等相關議題；少數有所提及者，也是以中山思想來批判民粹主義，如葛永光教授於第七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所發表的《民權主義與台灣之民主鞏固》一文便批判目前台灣「民粹主義凌駕憲政法治」（葛永光，2004）。
然而與孫文同時代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列寧(Vladimir Ilich Lenin)，卻有全然不同的見解。早在1912年，中華民國締建殷始，列寧便曾發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高度評價孫中文。他讚許「孫中山的綱領是戰鬥的、真誠的民主主義並超出了民主主義的範疇，它與俄國的民粹主義十分相似，與社會主義空想、與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願望結合在一起，同宣傳激進的土地改革計畫結合在一起。…這位先進的中國民主主義者簡直像一個俄國人那樣發議論，他同俄國民粹主義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許多說法都完全相同。」（列寧，1912：243，290）
根據大陸學者劉貴福先生指出，列寧之所以會產生孫文「與民粹主義者十分相似」的評價，是因為他閱讀到孫中山先生〈在南京中國同盟會會員餞別會的演说〉一文。這篇文章是由中文先翻譯成法文，再由法文轉譯為俄文的，由於篇幅的關係，所以只刊載了其中有關民生主義的部分。列寧對孫文對資本主義的激烈批判以及他的土地改革計畫相當佩服，認為孫氏的觀點與19世紀俄國民粹派(narodniki)對於土地問題的立場相似。（劉貴福，2005：5）
大陸學者或許是受到列寧的評語所影響，傾向認定孫文的確「曾染上民粹主義色彩」（胡繩，1999），根據大陸學者李偉的研究，大陸「理論界學術界關於民粹主義的知識和概念，基本上來自列寧的若干著作和概念」(李偉，2002)。大陸學者劉建國表示，「中國學術界大多數學者接受了列寧這一觀點，只是對孫中山民粹主義的濃淡色彩有不同看法」(劉建國，2007)。因此對中山思想與民粹主義之關連與異同問題，反而比奉孫文為「國父」的台灣學者更有研究。然而大陸學者的研究，也難免受到列寧當時分析的重點（如防制資本主義，以及激進的土地改革等）所引導，多半是從民生主義的角度切入來討論這個主題。
我發現孫文的民權主義與民族主義也與民粹主義有某種關係，所以發表過兩篇研討會論文如下：
孫文的民權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的淵源
http://blog.yam.com/santafair/article/6814281
孫文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之間的淵源
http://blog.yam.com/santafair/article/10208307
肆、蔣經國是台灣第一個民粹統治者
台灣第一個民粹統治者，是蔣經國。
1980年代《美國新聞週刊》曾評價蔣經國的統治，「係屬民粹派的領導風格」(陳陽德，1984)。1988年，台灣學者周陽山也為文評論蔣經國「首任行政院長時，秉持著民粹主義的精神，以一般老百姓，也就是平民的意願為歸趨（周陽山，1988）。」與蔣經國交好的美國學者克萊恩（Ray S. Cline） 也在蔣氏過世兩週年紀念日在台灣發表文章，寫道：「我對蔣經國的基本印象是，以十分抽象的政治術語來說，也許稱他為『民粹主義者（Populist）』最為妥切」 （Cline, 1990）。
值得注意的是，上開《美國新聞週刊》、周陽山，以及克萊恩三者以「民粹主義」作為對蔣經國先生所下之評價，均採正面肯定之意涵，在今日台灣社會對「民粹主義」的負面理解全然相反。
曾幾何時，這個被用來歌頌蔣經國的名詞，變成用來攻訐本土派政治人物的負面語彙。蔣經國死後15年，連戰說：蔣經國統治期間「這個過程，沒有任何民粹，沒有任何壓制…。」（倪鴻祥，2003）說高壓獨裁的蔣氏統治期間「沒有任何壓制」，是國民黨人一貫指鹿為馬的風格，不值一評；而說他「沒有任何民粹」，則顯示了連戰這位政治學博士的政治學素養不足。
歷史上出現的民粹主義運動的重點互有出入，世人對於「民粹主義」的理解也就像「瞎子摸象」般地倚賴有限的的觀察來各自表述。學界對於「民粹主義」也是人云人殊，並沒有一個眾所接受的定義(Taggart, 2000:9)。台灣學者林淑芬整理Ernesto Laclau對於民粹主義的理論時也指出，「除了『人民』這個符徵的使用之外，民粹主義的另外一個根本特徵則在於透過對於『人民』的號召與動員，敵對化(antagonize)與『人民』相對抗的『反人民』的政治體制或宰制集團(dominant bloc)」（林淑芬，2005:151）。吾人可以確知，所有的「民粹主義運動」本質上都是訴諸「人民」、高舉「人民」，用以對抗某種主流勢力的(Canovan, 1987:393)；除此之外，每一種「民粹主義運動」的內涵與所要對抗的標的，都可能與其他「民粹主義運動」有所不同(Taggart, ibid.)。
蔣經國有沒有藉由「訴諸人民」，來「對抗某種主流勢力」呢？答案是「有的！」
蔣氏父子逃亡來台灣之後，雖然蔣中正已經開始佈局要「傳位」給「太子」，但是「母后」宋美齡與「宰相」陳誠都不是省油的燈，各自有各自的人馬。尤其陳誠不但是副總統兼行政院長，而且還是國民黨副總裁，從體制上來講絕對是比當時只是國防部副部長長和救國團主任的蔣經國更為合法的接班人。為了要奪權，蔣經國需要的，除了他父親的血緣關係，以及宮廷鬥爭的伎倆外，正是「訴諸人民」來培養自己的政治勢力。
他的「親民」戲碼，早在1930年代末期在「贛南」就已經上演過，到了台灣更是爐火純青。他以一襲黃夾克，與學生、軍人、老百姓混在一起，和退伍軍人上山開闢中部橫貫公路，以示與西裝筆挺、因體弱多病而顯得有些暮氣沈沈的陳誠截然不同。當然，也與他珠光寶氣，在全國極度窮困的時刻還會舉辦貴婦人時裝表演的繼母宋美齡產生強烈的反差。他的救國團系統（李煥等人負責）與政戰系統（王昇等人負責）更是將他包裝成「青年的導師」與「親切的蔣主任」。與國民黨政權其他高官不同的是，他顯然不是那麼在乎體制與法律：雖然口不離法律制度，但本身很少遵守法律制度，而且不斷地位了政治目的破壞法律制度。（王作榮，1999: 378）他的許多行事風格，在當時的老一輩眼中，與共產黨和納粹黨無異（自由時報，1995），其實也就是一種民粹主義的風格。
蔣經國成功地排除掉陳誠與宋美齡而掌權之後，仍然持續這種民粹主義的風格。後來國民黨養出來的許多政治人物，也樂此不疲地效法他。
吳介民教授說得好：「民粹政治其實是兩蔣時代遺留下來的鬼魅。李登輝從蔣經國的身後接管了黨國機器，也繼承了民粹領袖的封號，只是價值判斷一正一負。民進黨從國民黨分裂的亂象中，早熟地執掌政權，竟也自動接收了民主轉型初期符號政治的負債。」（吳介民，2003）
蔣經國是台灣第一個被認為搞「民粹主義」的政治人物，論者不可不知！
Cline, Ray S. (1990)，〈我所認識的蔣經國〉，《聯合報》1990年1月14日第28版。
Taggart, Paul. (2000) Popu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王作榮(1999)，《壯志未酬》（台北：遠見）。
自由時報（1995）〈吳國楨傳（三）〉，《自由時報》1995年4月5日，第7版。
吳介民(2003)，〈解除民粹的魔咒〉，《新新聞週刊》第869期。
林淑芬(2005)，〈「 人民」做主？民粹主義、民主與人民 〉，《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第12期，2005年3月，pp. 141-182。
周陽山(1988 )，〈內閣形象的重整與文官士氣的重振〉，《聯合報》1988年7月26日第2版。
倪鴻祥(2003)，〈蔣經國逝世15週年／連戰暗批扁：領導國家不知方向〉，《ETToday》?a href="Ahttp://www.ettoday.com/2003/01/08/703-1397436.htm" target="_blank">Ahttp://www.ettoday.com/2003/01/08/703-1397436.htm
陳陽德(1984)，〈安定、進步、向民主憲政邁進 預祝第七次國民大會圓滿成功〉，《聯合報》1984年2月20日，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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